“1980年6月18日，你也敢这么直呼？”黄克诚用手背挡住咳嗽，盯着面前的钟伟，声音不高却带着火药味。病房的窗扇开着策略大赢家，闷热的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味，几个老战友站在门口，谁也不敢插话。
那年黄克诚七十七岁，肺气肿、关节炎全找上门。最难受时，他干脆把枕头扔到地板上，靠墙坐着揉膝盖。“疼得发晕，可文件总得批。”他常对护士叹一句，然后让秘书把中央来的材料念给他听。
六月初的那份内部通报让他眉头拧成一团：有人把“延安整风的成绩”与“文革的错误”生硬对照，进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。读到这里，他摆手示意停下，半晌没说话，只留下低低一句：“这事不能当作街头议论，得有人站出来。”
其实，从1928年井冈山算起，他与毛泽东共事时间并不算最长，却经历了几次生死关口。供给制刚推行那阵子，战士每月连五分钱津贴都领不到，炊事班熬稀粥，锅底能映出人影。有新兵嘟囔：“这样还打什么仗？”黄克诚索性脱下军装，舀一碗粥蹲在门口喝，抹嘴时说：“毛委员带头，我跟着；你们要走，现在就走。”结果一个也没动，他明白，阵脚稳的关键在“带头两个字”。
1929年底策略大赢家，上海党中央来电，让朱德、毛泽东“化整为零、速回沪”。黄克诚随即草拟复电，直言“主将一离，部队可散”，并建议若真要调离，也得派恽代英或接手。电报发出三天，敌军大举进攻，幸亏主力仍在，才挡住了两路围剿。多年后提到这段往事，他拍着桌子说：“战略正确与否，有时就差那一封电报。”
1959年的庐山会议，他因为支持“实事求是”被打成“反党”，军装被脱，档案被封。十四年后重新工作，他的第一封信仍是写给总参：“请把历次作战简报全调给我，我得补上断档的年谱。”许多同行觉得不可思议，他笑笑：“个人事小，史实不能缺口。”
回到病房。钟伟和两位老将军匆匆赶来探望，寒暄几句后，钟伟开口：“首长，我想搬回原先在玉泉山的老屋，离军区近，方便养老。”黄克诚摇头，“房子属于公家，岂能说回就回？”钟伟又说自己还能干点事，问能否重返军队顾问岗位。黄克诚摆手：“到了这个岁数，最重要的是传精神，不是抢位置。”
话不投机，气氛一下冷下来。钟伟低声嘟囔：“现在不少人连毛泽东思想都不提了……”一句话没落地便被黄克诚截住：“住口！毛主席是党和军队的缔造者，你老小子忘了本？”他用力咳了几声，脸色发青，护士连忙递水。钟伟愣在原地，良久抬手敬礼：“我说错了。”
夜深后，病房灯没关。黄克诚靠在床头，让秘书记录：“一、军队传统必须写进条令；二、干部培训课要把‘井冈山经验’列为必修。”写完他长出一口气，“我总得把能做的写清楚，省得日后再走弯路。”
第二天，探视的人少了。他却精神见长，盘腿在床上找纸笔。“史书不是靠回忆凑字数，要有档案、要有亲历。”护士问他为什么这么拼，他摆摆手：“有人要抹掉开天辟地的那一笔，我躺着也得把墨磨好。”
几周后，黄克诚出院，第一件事是把那份备忘录送到总政。文件最后一行，只有八个字：老兵不死，信仰不移。签名处，他写了小楷“黄克诚”，然后用深黑水笔加了一个重重的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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